川普與習近平的全球秩序之爭

台灣會成為美中對抗壓力釋放的出口嗎?

川普總統重返白宮,開啟「川普2.0時代」,引發美中關係劇烈升溫。新一輪關稅政策震驚全球,也讓關稅戰成為中美直接對抗的代表。面對全球秩序可能出現劇變,長風基金會日前舉辦「川普與習近平的全球秩序之爭」講座,由董事長江宜樺主持,邀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講座教授芮納.米德(Rana Mitter)來台發表專題演講,並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教授進行深入對談,剖析兩大強權對抗下的國際局勢變動。

中國透過經濟、軍事與軟實力三大實力挑戰美國

身為國際知名中國現代史專家的米德表示,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重大的地緣政治轉型時期。當前,美國與中國已然成為未來數十年國際政治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強權。

 

因為新的美國政府上台,其治國方式與冷戰與後冷戰時期大不相同。米德說,與此同時,中國依舊在全球發揮著重要影響力,但其經濟、安全與更廣泛的國際政策仍在快速變動之中。在這樣的情境下,全球正進行一場對秩序的激烈爭奪,甚至是一場不那麼友善的全球爭奪。

 

米德指出,中國近年透過三大實力挑戰美國獨霸的全球秩序,包括經濟、軍事與軟實力。

 

經濟上,中國透過「一帶一路倡議」、「全球發展倡議」等方式,成為對外直接投資與融資的主導者,同時推動貨幣國際化。「中國的經濟與財經力量,絕對是這一切的核心所在。」

 

軍事方面,米德表示,「中國從一個軍事上相對封閉、能力有限、技術中等的國家,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軍事強國,無論是從軍費支出還是軍備規模來看,都是如此。」在某些領域,例如建造海軍艦艇方面,中國甚至可能是全球第一。此外,中國也能部署高度先進的軍事科技,例如人工智慧、自主武器,以及其它屬於 21 世紀戰爭形式的能力,這些與中國在 20 世紀所經歷的那種冗長、陸地型戰爭有著極大不同。

 

在軟實力方面,米德引用奈伊(Joseph Nye)教授的軟實力理論,也就是與其使用軍事力量或經濟脅迫,不如透過你的國家文化、在國際間的行為,或者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能力,來建立一種讓世界喜歡你的正面形象。米德表示,中國雖投入大量資源於文化輸出,但因內部言論管制與過度依賴軍事管制手段,導致軟實力成效薄弱。

 

米德說,儘管中國在這些面向上雖然持續上升,但仍普遍被認為是全球第二,僅次於美國。但若隨著時間的發展,中國是否會在未來幾年成為全球第一?或者更一步要問的是,在新的全球秩序中,成為「第一」到底意味著什麼?

 

米德也連帶分析川普政府提高關稅的策略與思維,認為關稅已不再只是經濟手段,而是地緣政治工具。米德說,美國如今對「關稅」的重視被視為一種強有力、甚至某些方面上具有破壞性的經濟工具,用來重置全球貿易與經濟關係。然而,美國也面臨一個兩難:如何建立一個涵蓋「朋友」與「對手」(例如美國眼中的中國)的關稅體系,同時又維持與其他世界夥伴原有的關係。

川普政府能源政策倒退,中國將打造自身為全球綠能領袖的形象

米德表示,能源與氣候議題將成為未來全球關注重點,「誰能主導綠色能源經濟的落實與推動,將是這個十年乃至於 2030 年代最關鍵的問題之一。」中國雖仍為主要碳排大國,但也積極發展非化石燃料電力供應。

 

米德進一步透過圖表說明中國在能源生產上的參與,以及它如何逐步朝向綠能、後化石燃料與潔淨能源方向轉型。中國從 1992 年到 2022 年,也就是大約三十年時間裡,透過水力、再生能源與核能,亦即非化石燃料的能源,持續提升全國電力供應的比例。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增長趨勢。

 

米德也大膽地預測,中國將會利用川普政府能源政策倒退回化石燃料的契機,打造自身作為全球綠能領袖的形象。米德說,中國將透過敘事(narrative)方式,也就是講故事的方式,塑造自己是全球下一項重大「公共財」-綠能提供者的形象。

 

具體來說,中國會主張綠能是東南亞、拉丁美洲、撒哈拉以及南非洲等新興經濟體的最佳選擇,因為這些地區本身就是氣候變遷下最脆弱的受害者。例如在東南亞,海岸侵蝕、颱風、極端氣候都非常頻繁,使得這些地區迫切需要轉向更友善氣候的能源方案。這種迫切性,在北美內陸地區可能就不那麼強烈,因為氣候衝擊不那麼直接可見。

 

米德指出,在這場「誰是世界綠能提供者」的道德敘事之戰中,將成為未來10年乃至更久的全球論述重要戰場。

 

除了美中的全球秩序之爭,米德認為俄羅斯是目前全球秩序中另一個難以預測的關鍵角色。米德進一步提到「反轉尼克森(Reverse Nixon)」或「反轉季辛格(Reverse Kissinger)」策略,認為美國若試圖仿效1970年代尼克森總統的「聯中制俄」,反向運用為拉攏俄國以抗衡中國,成功的機率相當低。畢竟中俄近年高調合作表明,兩者對華府立場也存有共同警戒。

未來20年的世界秩序分化類型
米德認為,世界秩序在未來20年可能出現四種分化(divergence):
  1. 能源政策的分化:
    綠能 vs. 化石燃料。兩者未來都還會被需要,但「誰與誰站在一起」會成為地緣政治上的重大議題。
  2. 科學研究與創新體系的分化,也就是「科學孤島」問題,這將是最關鍵也最持久的競爭領域之一。
  3. 治理模式與國內秩序的分化,米德稱之為「福利式威權主義」(welfarist authoritarianism),在維持嚴格社會控制的同時,提供更多社會福利。
    這種模式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區變得更受歡迎,因為越來越多國家對冷戰後的自由民主模式產生疑慮。
  4. 全球影響力的地理分化:世界是否會被切分成「西方勢力圈」(由美國主導)與「東方勢力圈」(可能由中國主導)?米德認為,美國對維持亞洲現狀仍有足夠興趣,因此這不會馬上發生,但若以 20 年為單位來思考,這是不能排除的未來之一。

台灣的角色是什麼?

在台灣的角色部份,米德表示,「這不只是關於『產品』,而是關於整個生態系統。包括台灣在內的半導體產業,是無法輕易複製的。」他指出,全球供應鏈的重組與地緣經濟競爭讓台灣扮演愈來愈關鍵的角色。「尤其是在智慧財產權密集的產業中,台灣在全球高產值供應鏈中占有關鍵地位。」他提醒,未來誰能掌握這樣的結構性優勢,誰就能在全球秩序的重整中取得發言權。

 

米德也引用中國學者對台灣議題的評論,指出美中對台關係的認知根本不同。包括對《台灣關係法》、民主價值的理解,以及對主權的界定,這些分歧顯示台灣問題仍將是中美關係中無法回避的焦點之一。

吳玉山剖析中美領導人風格與權力轉移陷阱

本場論壇的與談人,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、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表示,今日美中競爭的背景,其實是來自於深層的「權力轉移」。他引用國際關係理論先驅奧根斯基(A.F.K. Organski)的觀點表示:「當國際體系中存在一個霸權國時,體系是穩定的;但當一個新興強權開始挑戰該霸權時,體系將變得不穩定。」哈佛大學葛蘭‧艾利森(Graham Allison)則進一步以歷史為例,提出著名的「修昔底德陷阱」概念,當新興強權崛起時,原霸權與其發生衝突的機率顯著上升,正如古希臘時期的雅典挑戰斯巴達所引發的戰爭。

 

「今天的美國與中國,是否也走進這個歷史性的陷阱?」吳玉山指出,這正是當代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。而這場博弈,在川普與習近平相繼上台後加速推進。

 

吳玉山以具體年份標示權力變動關鍵節點: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2013年成為國家主席;2014年中國GDP(以購買力平價計算)首次超越美國;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。吳玉山進一步說明,中國在 2014 年GDP超越美國,兩年前習近平上台,兩年後川普上台。 吳玉山強調,「權力轉移理論告訴我們,當現任霸主被新興強權挑戰,就會產生衝突,甚至可能導致戰爭。這一切,我們已經看見。」

 

川普說他要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,即重新確立美國的霸權地位;而習近平則主張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」,要重建歷史上的大中國。吳玉山說,當兩國的國力接近,而領導人抱持彼此衝突的志向,衝突似乎難以避免,這兩個大國毫無疑問地將彼此視為最大對手,但這場競爭究竟會走向全面戰爭,還是會被控制在次級衝突的範圍之內?將取決於雙方發展階段與領導人特質。

當「新毛主義者」碰到「新重商主義者」

吳玉山也分析了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性格與統治邏輯。

 

習近平所代表的是「再毛化」(Re-Maoization)政體,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看,來定位習近平的統治特色。

 

一、權力的再集中。習近平將政治地位提升至與毛澤東齊名,透過第三份歷史決議鞏固自身權威,「奪走了總理的權力,尤其是經濟決策權,黨直接掌控許多原屬政府的功能。」

二、黨國體制的擴張。中國的民間龍頭企業現在被納入直接的黨控制。馬雲最近才剛「被復出」,中國的這些重要民營企業老闆,現在都接受黨的直接監管。

三、制度規範的破壞。習近平打破原本的退休年齡制度,使政治接班不再制度化,而是由最高領導人意志決定。

 

吳玉山認為,這不只是個人風格的展現,更與中共內部「保守反擊」的政治潮流有關。黨內強硬派對於政權常規化、制度化感到不安,擔心中國逐漸邁向自由主義或多元主義社會,最終導致政權不穩。

 

美國則在川普時代展現另一種轉變,吳玉山將川普的領導劃分為三階段:

 

第一階段是「霸權對抗挑戰者」,這反映出美中之間接近權力轉移的局勢,也標誌著「冷戰2.0」的開始。這個階段其實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共同的認知,也就是說,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,都延續這種對抗式的思維。

第二階段則是新重商主義階段(new mercantilism),反映出美國製造業的衰退,以及對於國家主導經濟政策的渴望。例如,川普對所有貿易夥伴課徵關稅,就是一種重商主義的具體展現。

第三階段是右翼民粹主義(right-wing populism),這代表著社會動盪來自於收入差距擴大,也展現了川普試圖動員社會底層階層對抗外國人與外國勢力的傾向。

 

吳玉山表示,習近平屬於「新毛主義者」,川普則是「新重商主義者」,這是「最容易引發衝突的組合」,而這種組合在2017至2021年間相遇,導致美中衝突傾向達到最高點。

 台灣可能成為美中對抗下壓力釋放的出口

在台灣角色部分,吳玉山引述《經濟學人》封面文章所稱,台灣是「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」,並指出該刊在近期再次警告,「台灣危機比你想的更近」。吳玉山表示,美中兩國之間的結構性對抗,再加上川普與習近平這兩位領導人象徵著當代「新重商主義」與「新毛主義」的典型對照,構成修昔底德陷阱中最具衝突風險的組合,「當兩邊電壓極高時,可能會出現一條通道讓電流通過,但那條通道本身也會被燒毀。台灣正好處在這一個位置,可能成為霸權對抗下壓力釋放的出口。」

 

吳玉山也提醒,當全球進入「後後冷戰」時期,類似春秋戰國的亂鬥格局,國際秩序更難預測,而台灣更需審慎因應,避免被捲入大國衝突的中心旋渦。

綜合座談階段迴響熱烈

多極世界已然成形:非自由民主崛起

在綜合座談階段,主持人江宜樺引述米德近期在《外交事務》期刊的觀點,指出美中體制皆存缺陷,並詢問未來是否將進入多極時代。對此,米德教授認為,當前全球確實朝向「多極性非自由主義」演變,歐洲、拉美與非洲出現越來越多選舉制度存在但自由受限的政體,這些國家將以科技與維穩能力作為新競爭優勢。他稱之為「競爭性非自由主義」。

 

吳玉山也指出,在川普風格的右派民粹主義與中國福利威權體制的雙重影響下,全球非自由民主快速抬頭。雖然美中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下降,但仍能各自形成影響圈,進入無單一霸權的「弱多極時代」。

 

冷戰2.0是否已啟動?學者看法分歧又交錯

現場觀眾提問美中是否已進入「冷戰2.0」。吳玉山直言,這是一場嶄新型態的冷戰,建構在深層經濟依賴上,使得熱戰可能性降低,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戰略脆弱性。他認為,若未來真正脫鉤,將削弱此一制衡結構。

 

米德則補充,雖然他不否認競爭已進入制度化階段,但強調融合仍具重要性。他舉近期美中關稅協議為例,認為這是雙方共謀的「勝利敘事」,未來真正的決勝點將落在科技標準的主導權,特別是在AI、5G與物聯網等領域。

 

台灣是否成為美中交易籌碼?台灣民主會否為安全犧牲自由?

一位觀眾提出關於川普近期發言「中國開放市場有助於和平統一」的看法,質疑美國是否將台灣當成交易籌碼。米德表示,川普的說法多為模糊策略,目前難以確認其政策走向。他指出,台灣並非現階段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焦點,面對中東與烏克蘭問題,美方資源有限。不過,他也強調美國國防與外交體系仍高度關注印太安全,因此台灣若能以經濟利益說服決策者,仍有空間影響未來政策。

 

在全球民主倒退的背景下,另一名觀眾關注台灣是否會為安全犧牲自由。米德表示,台灣的民主活力在國際上廣受肯定,甚至在哈佛甘迺迪學院作為案例教學。他提醒,民主本就脆弱,台灣應繼續鞏固多元與透明。

 

吳玉山則指出,當外部壓力升高,自由受限的風險確實存在。他呼籲政府應建立更多公開論壇,讓社會充分理解安全與自由之間的平衡選擇,在民主機制下共同承擔決策的後果。

 

美元霸權會否鬆動?

在場觀眾也提問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未來。米德回應,未來5到10年美元仍將穩居主導地位,儘管面臨政治與金融波動,但歐元與人民幣尚難構成挑戰。他指出,人民幣受限於資本管制,數位貨幣與黃金尚無法真正取代美元。

 

吳玉山也認為,美國貿易赤字雖大,但因美元儲備需求強勁,匯率壓力有限。他強調,儘管未來可能出現匯率震盪或政府干預,但目前沒有替代美元的現實基礎。

 

主持人江宜樺最後總結表示,在全球地緣政治轉型與民主樣態變化下,各國面對的共同挑戰與分歧選擇。 唯有透過公開、理性與跨國對話,方能在變動中的世界中為民主與和平尋找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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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大陸民航局宣布啟用M503航線之「W121」銜接航線,自此,M503航線的三條銜接航線全部啟用。國台辦表示,這是為緩解航班增長壓力,保證飛行安全,有利兩岸。陸委會批評陸方單方改變現狀,升高區域情勢,要求盡速協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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